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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昨日獲悉，武清區河西務鎮十四倉遺址考古工作在2025年取得了新進展。
十四倉遺址位於武清區河西務鎮，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經報國家文物局批准，2025年9月至12月，天津市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組織對十四倉遺址進行主動性考古發掘工作。
2025年度考古發掘主要揭露2座元代建築基址局部，清理元代灰坑3個、溝4條、碎磚瓦坑2個和大量元代建築廢棄堆積，以及清代及以後墓葬40座。在元代基址下發現有大量戰漢時期文化堆積。
考古發掘在既往十四倉遺址考古工作的基礎上，對2024年重點工作確認的南倉村南漕倉院落西南進行重點發掘，基本明確了兩座倉廒基址的始建年代和平面布局，實證兩座倉廒共用同一臺基，為探討整個漕倉院落的營建次第提供了重要依據。由排水口和環溝等遺跡組成的倉院外圍排水設施的發現，豐富了對於漕倉院落附屬設施的認識。發掘出土數量較為豐富的元代建築飾（瓦）件，包括鴟吻、脊獸、嬪伽、行什、鳳鳥、獸面紋瓦當、重脣板瓦、筒瓦、板瓦、壘脊瓦等，品類、形制多樣，為研究元代官式建築的規制標准和瓦作技藝以及建築復原研究提供了重要實物參照。
據介紹，2025年度最重要的考古新發現，是通過考古工作在整組漕倉院落外圍的西、南兩側均發現有形制規整、體量較大的環濠分布線索，從而表明漕倉院落外圍不存在圍牆，這對系統性認識元代漕倉院落規模與空間格局具有重要意義。另外，考古新發現的戰漢和魏晉時期遺存，填補了區域考古遺存編年的空白；清代墓葬的發掘，深化了天津運河沿岸明清時期喪葬習俗的認識。
近期，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故宮博物院、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天津市政府參事室、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聊城大學等考古歷史領域專家在實地考察考古發掘現場、觀摩發掘出土器物、聽取發掘情況匯報、審查發掘資料、充分質詢與討論後，一致認為十四倉遺址2025年的考古新發現進一步深化了對元代國家漕運倉儲遺址的系統性認識。
天津市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表示，將結合考古工作規劃和專家意見建議，秉持大考古和大遺址保護工作理念，進一步搞清正在發掘的漕倉院落（包括外圍設施）的布局結構，同時重點尋找院落外圍古河道、碼頭、道路等遺址要素及其間的關系，將十四倉考古繼續向前推進。
作為天津市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十四倉遺址考古項目的執行負責人，尹承龍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十四倉遺址是以大運河為依托，由北運河、引河、人工水體（湖泊）、道路、漕倉、沈船等各類相互關聯遺跡構成的大型國家漕運倉儲系統。之前只是通過文獻記載獲知十四倉有官制糧倉，2024年首次發現糧倉建築及相關文物遺存，意義重大。”
作為去年十四倉遺址考古最重要的發現，是在漕倉院落外圍西、南兩側初步勘探出形制規整、體積較大的環濠分布跡象。尹承龍告訴記者，此次發現的環濠寬度約20米，深度超過2.5米。
“環濠可以具備多重功能，十四倉的環濠應該具有防御或安全保衛作用，它的規模能允許船只通行，可能與運河糧食運輸至倉廩的路徑相關。”尹承龍還表示，這一大型環濠並非僅圍繞單一倉院，而是包圍著更大區域，內含多個倉庫。在未來的考古工作中，明確其范圍將有助於揭示整個倉群的分布結構。
“五脊六獸”是中國宮殿式建築構造，此次十四倉發掘出土的元代建築飾件非常豐富，如鴟吻、嬪伽、行什、鳳鳥等，與明清建築常見的“五脊六獸”有所不同，體現了元代官式建築的規制標准。
據了解，這些建築上的“仙人”和脊獸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鴟吻”是中式房屋屋脊兩端的陶制裝飾物；“行什”也是脊獸之一，因排行第十而得名。而“嬪伽”的名稱出自宋《營造法式》，為宋式建築屋脊裝飾構件，位於戧脊最前端，為人物造型。“嬪伽位於屋脊最前端，在宋元時比較盛行，從明初開始，嬪伽就被仙人騎鳳的裝飾物替代了。”尹承龍告訴記者。
尹承龍推測，這一遺存說明在戰漢和魏晉時期，區域周圍可能存在大型聚落，極大地延伸了河西務的歷史軸線。記者 王軼斐
2024年9月至12月，經報國家文物局批准，天津市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組織對十四倉遺址進行主動性考古發掘工作，完整揭露出1座元代漕倉倉廒建築基址，並通過重點考古勘探確認一組由12座建築基址組成的漕倉院落遺址。專家一致認為，本次發現是國內首次發掘出元代國家漕運倉儲遺址，是中國大運河考古的重大成果，可見證中華文明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特征。
據考證，該建築始建於元代，毀棄於明代早中期。根據發掘揭露的建築基址的形制尺寸、營造方式、類型特征，科技考古手段在元代文化堆積內獲取的水稻、小麥植硅體，結合文獻記載可以確認，該組建築為元代官制糧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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